公共危机中“次生舆情”的生成与演化——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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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8 17:29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史研究(1949-2012)”(项目编号:13CXW005)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常常会伴生舆情的变焦与转换现象,坊间的通俗说法谓之“拔出萝卜带出泥”,这即是“次生舆情”。同“舆情”一样,“次生舆情”也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2015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出版《网络舆情分析教程》,正式将“次生舆情”纳入舆情研究与监测范畴,首次明确“次生舆情”的内涵,亦即“舆情发展过程中出现新的刺激性因素,引发针对当事主体或其他主体的新的舆情事件。”(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2015: 23)本文以“8·12天津港爆炸事故”(以下简称“8·12事故”)为个案,希图从该事件中剖析“次生舆情”的成因与演化路径,在此基础上,探察突发公共危机中,舆情生成的规律与回应机制问题。

  2015年8月12日23时30分左右,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本次事故迅速引发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伴随国内外主流媒体的报道以及自媒体的转发与评论,舆情也随之形成与扩散。主体舆情集中在爆炸原因、人员伤亡状况、灾难救援等维度,“次生舆情”则在不断生成与演化中呈现出不同面向及分布特点。

  从8月13日到8月23日,天津市政府连续召开14场新闻发布会回应社会关切。吊诡的是,与新闻发布会相伴生的,则是各种“次生舆情”。为此,我们根据每一场新闻发布会的相关音视频和书面材料1,统计出“次生舆情”的数量。图1显示,14场新闻发布会共衍生出47个“次生舆情”。

  总体看来,这些“次生舆情”主要集中在四个维度:其一是由新闻发言人及现场官员个人化言行延伸出的对其个体的关注,比如对“一问三不知”官员的质疑与愤怒。其二是对政府官员群体乃至政府部门的审视,比如第10场发布会上对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被查处事件的勾连与想象。其三指向事故相关各方,比如,由“瑞海公司”、“只峰”身份等引发的、官员腐败的舆情,由“编外消防员”引发对消防人员的同情等。其四是由新闻发布会中的“意外情况”生发出的各种未经证实说法,也构成了次生舆情的主体。比如,有五场发布会直播中的提问环节被人为中断,引发了舆情关于信息被刻意隐瞒、真相被遮蔽的猜测。

  上述“次生舆情”的内容虽然多元,但指向却非常明确。根据表1的统计,指向官员个体以及政府的最多,有22个;指向社会大众的次之,有14个。指向涉事企业及其相关人员的“次生舆情”有6个,指向“消防救援人员”的最少,有5个。情感倾向方面,除了指向“消防救援人员”的“次生舆情”有1次偏向正面(占比2%)以外,其余集中在负面和中性情感,其中有28次偏向于负面,占比60%;有18次偏向中性,占比38%。概言之,“8·12事故”中“次生舆情”主要指向政府及其官员,且情感倾向多为负面。

  图2显示,以第七场发布会为分界点,本次事故中的“次生舆情”明显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爆发期”和“消退期”。前七场新闻发布会为“次生舆情”的爆发期,共出现42个“次生舆情”,每场发布会均出现4个以上的“次生舆情”。其中第二场发布会出现的“次生舆情”数量最多,有8个;第5场发布会出现“次生舆情”数量为7个。从第七场开始,“次生舆情”开始逐渐减少,至后三场发布会则完全消失。换言之,第七场新闻发布会成为“次生舆情”进入衰退期的“分水岭”。

  在“8·12事故”中,与“次生舆情”紧密勾连的是14场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是新闻媒体反映民意、政府通过媒体回应舆情的重要渠道。换言之,作为一种“场域”的新闻发布会,在其“信息公开”的制度安排背后,凸显了政府、传媒、公众的互动与博弈,而“次生舆情”正是在三方的“角力”中得以不断生成与演化。

  重大公共安全危机发生后,政府部门若不能及时、专业、高效地进行舆情回应与危机处理,不仅无法迅速平息危机,还会招致公众的质疑,进而引发“次生舆情”的大规模爆发。反观“8·12事故”后的政府表现,有以下两个原因直接造成了“次生舆情”的频发。

  危机中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真实信息,回应舆情关切,进而促进危机的化解以及各方的沟通。因此,一场规范高效的新闻发布会就显得至关重要。首先,按照新闻发布会的一般规则,“准时”是一个起码的要求。然而,在“8·12事故”后有三场新闻发布会因故推迟。其次,前六场新闻发布会上,主管天津安全生产的副市长始终没有出现;前八场新闻发布会上,天津港领导也始终没有出席,很多关键性问题始终难以得到切实回应。再次,一场规范的新闻发布会,必然有问有答,新闻发言人及相关负责人必须回答在场记者的提问。原本,“8·12事故”的新闻发布会所采用的现场直播形式,足以显示官方的诚意与自信。但是,在8月13日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其中的“问答环节”突然被中断,此后的四场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问环节均遭人为中断。最后,规范的新闻发布会应该是可控且有秩序的。然而,在前六场新闻发布会中,现场一度陷入混乱,大多数记者挤在前排采访拍摄,部分记者甚至站到了椅子上。主持人也多用“这位记者”、“那位记者”来选择提问记者,结果造成现场记者无序提问,常常是以“比谁声高”的方式争抢提问权。

  在新闻发布会中,新闻发言人及现场官员对记者提问的回答,本身就是在代表政府进行“舆情回应”,这种回应的专业性直接影响“次生舆情”的生成与转换。聚焦“8·12事故”中的舆情回应,其“不专业”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缺失实质性信息的“舆情回应”导致大规模“次生舆情”的出现。与此同时,发布会现场视频也多次出现记者提问甫一结束,官员面面相觑、迟疑犹豫的场景。其二,官员的不当言论成为点燃“次生舆情”的“导火索”。面对记者直接而具体的提问,现场官员“答非所问”的回复不仅缺乏专业性和现实针对性,而且,官员“顾左右而言他”背后更激发了公众对于官员刻意隐瞒真相的猜测与想象,在凸显官员缺失责任与担当的负面形象的同时,也表明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协调与配合,危机处理缺乏专业性与科学性,从而导致指向更为集中且负面的“次生舆情”大规模出现。

  作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中介和桥梁,媒体“既可以协助政府缓解民众情绪,也可能成为危机的触发者。”(刘小燕&丁学梅, 2005)“8·12事故”发生后,大众传媒一如既往地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方面,通过连续的追踪与报道,彰显了其作为社会守望者的重要角色,也促进了民间舆论场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闻发布会上,各大媒体对政府官员面对面地追问,对真相的不断追寻,客观上也助推了“次生舆情”的生成与裂变。

  我们将14场新闻发布会中记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做了统计(参见表3)。结果发现:记者共进行了25次追问与诘问,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其一是围绕事故的真相、原因、后果等相关核心信息,其二是集中在对政府官员言行的质疑以及对一些未经证实说法的求证等方面。

  现场官员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实质就是一种典型的“舆情回应”,在民众心中也代表了政府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记者提问与官员反馈之间形成的“反差”,是促发“次生舆情”的又一根“导火索”。这种反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在记者追问的25个问题中,有多个问题在多场新闻发布会中被反复提及。其中,“消防员失联人数统计问题”出现的频次最高,为5次;“危险品与居民区距离是否违规”出现4次,“爆炸原因”出现3次;“安评报告何时发布”、“爆炸是否和救火措施不当有关”、“危险品仓库是如何规划的”、“爆炸物为何”、“700吨的氰化钠是否属实”均出现2次。这些问题之所以被记者反复提及,不仅是因为其涉及事故的核心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官方始终没有给予明确而直接的回答,二者形成的巨大反差成为诱发“次生舆情”的重要因素。

  对于这样一场涉及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突发公共危机,一向以代表公共利益为立身之本的大众传媒,必然要在提问中凸显“民间的呼声”,这其中甚至包括被官方界定为“谣言”的那些未经证实的说法。因此,官员回应的质量就显得特别重要。然而,在14场新闻发布会上,官员的现实表现却不断印证了社会公众对于其“刻板印象”的预设。面对新闻发布会现场“三缄其口”、刻意回避的官员,记者们不得不据此抛出一个又一个敏感的问题。藉此,这种问责式的诘问,在挖掘信息的过程中,也助推了舆情的多极化发展,“次生舆情”由此转向官员及至政府层面。

  “8·12事故”之后,公众的诉求点主要集中在事故真相、救援、善后及问责等方面,社会公众希望在新闻发布会中寻求信息与真相,然而,政府官员缺乏信息量与沟通诚意的回应,致使公众的基本诉求难以获得满足,舆情关注点由此超越事故本身,演化为多元的“次生舆情”。其表现有三:其一,负面情绪被激化;其二,“群体极化”被激发;其三,谣言得以不断生成与发酵“大道不传,小道传”。

  通过对“8·12事故”中“次生舆情”的剖析,我们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究竟是哪些因素促发了突发公共危机中的‘次生舆情’,其生成与演化机制是什么?”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概念,“机制”意指“社会现象内部组织和运行变化的规律。”(易承志, 2011)本文中的“机制”是指“次生舆情”的演变规律。本文从“政府-媒体-公众”三个维度的互动关系着眼,依循“次生舆情”的内生逻辑,从“启动机制”、“驱动机制”与“消退机制”三个层面切入,尝试搭建“次生舆情”演化机制示意图。(参见图5)

  “启动机制”关涉“次生舆情”的生成,它首先取决于“元事件”的性质、规模与危害程度。所谓“元事件”,即引发舆情的原初事件。“8·12事故”后的“主体舆情”指向的正是事故的伤亡人数与救援情况、事故原因与真相、问责等。需要指出的是,公众对于“元事件”的即时反应中实质包含了各种复杂的情感与情绪,大体包括两个维度,其一是直接针对“元事件”本身的情绪,其二是以往同类事件所累积的情绪观点、心理定势、标签化思维等,经由“元事件”的勾连,作为一种即时反应完成了“次生舆情”的酝酿与集聚。换言之,“次生舆情”的启动其实是与“主体舆情”同步的,只是其“锋芒”暂时被“主体舆情”所遮蔽,一旦遇到合适的驱动因素,则势必爆发。

  “驱动机制”指的是引发“主体舆情”发生转向,继而促发“次生舆情”得以大规模显现并发生作用的相关因素。由于危机的公共性与危害性特质,政府必须进行舆情回应与危机处置,大众传媒也要反映舆情并探查真相,社会公众则一定会对政府的危机处理以及媒体的新闻报道做出即时反馈,并通过自媒体等平台予以呈现与宣泄。于是,在政府、媒体、公众三方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受此驱动,“主体舆情”开始裂变出不同面向的不同议题,当这些议题击中社会情绪的“破发点”时,“次生舆情”随即凸显。这其中有两个因素最为重要:

  每当社会爆发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之时,无论事件是否与政府有直接关联,“次生舆情”往往最终都会指向政府。尤其在危机爆发之初,核心信息不明确,真相尚未得到充分开掘,社会情绪需要寻找宣泄的“突破口”,而此时的政府又处在不得不直面危机的境地,一旦出现应对不力、处置不当的状况(有时甚至只是官员随口一句与事件无甚关联的话语),就可能迅速引燃“次生舆情”,进而消解“主体舆情”而成为舆论关注的主流与重点。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的舆情交汇点必然凸显公众的根本诉求,这种诉求包括对危机真相、原因、危害、处置等基本信息的知情与了解。一旦这种诉求无法获得满足,则必然驱动并加速“次生舆情”的演化。与此同时,政府官员缺乏诚意的沟通,弥漫的“大话”、“套话”、“空话”和“官话”也势必会被公众理解为一种掩盖政府“不作为”、“乱作为”、“推卸责任”的“走过场”。很多时候,公众更在意的是政府态度。

  “消退机制”涉及“次生舆情”的“落幕”方式以及最终效果,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政府处理措施的设计与落实,包括对危机的现实处置、对于舆情的及时回应、对负面情绪的专业疏导、对于谣言的有力打击等。一方面,在重大危机中,政府是否拥有通畅的新闻发布渠道和较为完备的信息沟通机制;另一方面,自媒体时代,多元舆论场业已形成。每当重大公共危机爆发,信息与观点、真知与歧见、真相与谣言就会在多个舆论场中互动,多元话语互相竞争。如果政府能够在第一时间内进行救援,展开调查,并及时公布“行动信息”,既能有力杜绝谣言的扩散,又能获得公众中“最大公约数”的理解与支持,进而实现“次生舆情”的平稳消退。

  通过对“8·12天津港爆炸事故”中“次生舆情”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的分析,我们起码可以提炼出三个结论:

  第一,自媒体时代,重大公共危机中的舆情变异与转化已成为常态。“次生舆情”则是我们体察民情、观察民意的重要“窗口”。因此,对于“次生舆情”生成与演化规律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危机的处理与解决,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观测社会心态、检视政府工作、考量媒体实践。

  第二,重大公共危机中,“次生舆情”的最终指向往往偏向政府,且尤以负面舆情居多。“次生舆情”的成因复杂,涉及危机的大小与规模、社会矛盾的淤积、各关联方的不同利益指向、社会公众的基本诉求、政府舆情回应的质量等方方面面。其中,直接原因常常表现为政府舆情回应不力,包括核心信息缺失、真相缺席、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与沟通技巧缺乏等。根本原因则在于社会公众基本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这里的基本诉求包括信息需求、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等等。

  第三,“主体舆情”与“次生舆情”的生成与转化,彰显了传统“渠道霸权”时代的终结(喻国明, 2004),自媒体的“自我赋权”带来了新型传播生态和多元舆论格局。因此,对于政府而言,依赖传统宣传系统自上而下的舆论引导范式遭遇到了巨大挑战。有鉴于此,面对重大公共危机,一方面,政府要强化对社会心态的分析与研判,厘清不同舆论场的特征与关系,另一方面,也要转变沟通机制和话语方式,在专业的舆情回应中寻求社会共识,在科学的舆论引导中实现社会善治。